徐法绩没有看到左宗棠出人头地的那一天，不过，他能够从五千份“遗卷”中把左宗棠捞出来，也说明了两个人的深厚缘分 | 张瑞田
北风越过燕山山脉，呼啸而至，天气骤冷。翻开《徐法绩神道碑》，信手抄录。这是左宗棠撰书的楷书碑帖，横线细，竖线粗，结构浑厚，筋骨血肉清晰可感，典型的颜体楷书。左宗棠写颜，写到这个地步，让人望而生畏。这本帖一直放在书案，有时当文章阅读，有时做字帖临习，觉得这本帖恬淡雍容。或许是《徐法绩神道碑》沉甸甸的分量可以减轻深秋的寒意，遂用大笔，蘸浓墨，一字字抄录。开始是漫不经心地抄，当抄到“时天下无事，中外宴安，言官多计资待擢，希言时政得失。公屡疏言国家大计在求人才、捐文法、重守令、严绳贪墨”时，内心被触动了，放下毛笔，再一次逐字逐句阅读起来。
阅读过多少次《徐法绩神道碑》碑文，记不得了，总觉得左宗棠所写的碑文有真情实感，有戏剧性，有作者与碑主离奇的故事情节，耐读、好读。左宗棠厥功至伟，声名赫赫，历史影响巨大，知名度奇高。相比较而言，徐法绩就逊色多了，虽然是嘉庆二十二年的进士，也没有几个人能说出他的事功，讲明白他的人生遭际。不过，在左宗棠“公屡疏言国家大计在求人才、捐文法、重守令、严绳贪墨，因劾疆吏不职者两人，宣宗异之，召对称旨，擢刑科给事中，命稽察户部银库”的陈述中，依稀能够看到徐法绩其人的风貌。
嘉庆二十二年的进士，资历比左宗棠高多了。宦海沉浮，似乎比左宗棠幸运的徐法绩却没有左宗棠的现实机遇和突破能力，一度风华正茂的他在朝堂上的光芒一天天弱下去，直到退老还乡，因病离世。
几年前往陕西泾阳采风，了解到徐法绩。喜欢触碰金石拓片，一帧徐法绩的墓志铭拓片引起我的注意，然后又看到《徐法绩神道碑》的拓本，一个悬念迭生的故事就在我的眼前展开了。
左宗棠在碑文中有如此表述：门生湘阴左宗棠撰书并篆额（上图）。门生，从何处来。撰书并篆额的左宗棠对自己的身份有清晰的交代：诰授光禄大夫、钦差大臣、太子太保、总督陕甘等处地方军务兼管巡抚事，一等恪靖伯。当朝重臣尚谦称门生，徐法绩怎可小觑。
徐法绩一生的重要章节，左宗棠在碑文中写得清清楚楚。徐法绩1790年生于陕西泾阳，字定夫，号熙庵。清嘉庆二十二年（1817年）进士，旋即被朝廷任命为翰林院庶吉士。令人不解的是，三年后，徐法绩告归“终养”，回到泾阳老家陪伴亲人。道光九年（1829年），他结束了近十年的“终养”和“丁忧”，回到北京，等待朝廷任命。徐法绩比左宗棠年长22岁，如果不是这十年的“终养”和“丁忧”，两个人就不会有交集，一段佳话当然也不会产生。重新归位的徐法绩被任命为地方监察御史、正五品刑事给事中，因有政治抱负，工作业绩比较突出。道光十二年（1832年）的秋天，皇帝委派徐法绩离开京城去主持湖南乡试。左宗棠参加了这次乡试。有趣的是，胸怀大志、满腹经纶的左宗棠，头场考卷就被考官判为“欠通顺”，成为“遗卷”，淘汰出局。20岁的左宗棠自信也自负，得到“欠通顺”三个字，也没有什么好说的，只能原路还乡，等待三年后再考。左宗棠的命运不坏，这一年道光皇帝五十岁，朝廷开恩，下诏各地乡试搜阅“遗卷”，让有才能的人多一次中举的机会。新任礼科掌印给事中徐法绩不敢掉以轻心，他要求副考官仔细阅读“遗卷”，为朝廷发现更多的优秀人才。不料，副考官因劳“卒于试院”，留下的五千多份“遗卷”，就等待徐法绩阅读了。这项工作繁重，徐法绩是如何点灯熬油读完了一篇篇的“遗卷”，又是如何从中打捞出六份被忽视的“遗卷”，暂且不论，有一点是清楚的，左宗棠的试卷被列为六份试卷中的卷首。考生的姓名弥封，对考官来讲，阅读的就是考生的试卷，其他信息一概不知。作为主考官的徐法绩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一言九鼎，即使是他认定的事情，也要经过同考官的集体讨论，激烈争辩、相互指斥是家常便饭。原因不复杂，科考是朝廷大事，对舞弊和不负责任的监考官的处罚极为严厉，因此，身临其境的主考官、副考官们往往是如临大敌，不敢轻慢。对左宗棠的试卷存在不同的声音，有的同考官就不响应“补荐”的建议。进士出身的徐法绩深明文章之道，坚持对左宗棠试卷的看法。于是，他调来左宗棠后续场次的试卷，让考官们阅读，他相信左宗棠的实力，也相信考官们的眼力。果然，左宗棠的《选士厉兵简练俊杰专任有功》引起共鸣，然而，依然有人怀疑这篇上乘之作是不是考生有所准备的“温卷”。试卷上的弥封揭开，左宗棠的名字清晰可见。左宗棠年轻有为，在湖南已有声望。面对他的试卷，考官们唏嘘一片。湖南巡抚吴荣光是湖南乡试的监考官，左宗棠就是他在长沙设立的湘水校经堂的学生，此人的学问为人，他当然了解。他避席作揖，感谢徐法绩慧眼识珠，把左宗棠这块金子从沙土里挑选出来。
清代乡试，是学子们重要的人生转折点。中举后，就有了选官的资格，可以参加在京师举办的会试，如果中了进士，就意味着前途无量。左宗棠一生充满了戏剧性，他被从“遗卷”中拔擢，在后来的六年时间里，三次赴京参加会试，均名落孙山。好在他不气馁，敢于开辟另一条道路，直走到人生顶峰。
从道光十二年（1832年）中举，到同治七年（1868年）接陕甘总督印，36年的时间跨度里，左宗棠所经历的可以写几本大书。然而，不管他经历了什么，得到了什么，36年前的往事没有被岁月风尘和战争硝烟所遮蔽。同治八年（1869年），在平定回乱的战争中，他在陕西西安短暂落脚，他要去泾阳为徐法绩扫墓。秋末，泾阳的山山岭岭枯黄一片，郑国渠的水流缓慢、松懈，不见当年的湍急、汹涌。一队人马从西安向泾阳进发，队伍中有一位器宇轩昂的人，就是左宗棠。作为朝廷命官，左宗棠能征惯战，行政管理才能出众，已是名扬海内的名将重臣。坐在马车里的左宗棠，遥想自己36年前所参加的湖南乡试，以及后来的会试落第，与陶澍相识，又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聘参加与太平军的战斗，百感交集。因能力出众，入骆秉章幕府，进而随同曾国藩办军务，在湖南招募兵勇，组成“楚军”，赴江西、安徽等地与太平军作战。鉴于左宗棠的战功，曾国藩疏荐其任浙江巡抚，后升任闽浙总督。在福州，兴办船政学堂，培养造船技术人才和海军兵勇。西北大乱，他以钦差大臣和陕甘总督的身份率军西行，一路征战，取得节节胜利。几十年的风霜雪雨，如电影蒙太奇从他的眼前一一闪过。其中与徐法绩的交集，让他久久不能释怀。那是他人生的第一次出发，在曲折的经历和焦灼的期盼中收到了第一张走向远方的通行证，这种体验自然刻骨铭心。道光十五年（1835年），左宗棠再赴会试时，徐法绩因病解职，回到泾阳，两年后逝世，年仅47岁。徐法绩没有看到左宗棠出人头地的那一天，不过，能够从五千份“遗卷”中看到左宗棠的不凡，也说明两个人深厚的缘分了。正是因为这份缘分，在徐法绩逝世32年的时候，左宗棠风尘仆仆来到泾阳县中张镇土门徐村，谒拜徐法绩之墓，执门生礼，程序繁多，并撰书了“皇清诰授中议大夫太常寺少卿徐公神道碑铭”，把一个人的生命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。
徐法绩的故事，就藏在这通神道碑中。阅读或临习，徐法绩与左宗棠的故事就会在眼前跳动。当然想找机会去徐法绩的墓地祭拜，也想去看看那块原碑。第二次去泾阳，当地朋友陪我去了土门徐村，在徐法绩墓前鞠躬致敬，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。遗憾的是没有见到《徐法绩神道碑》，朋友告诉我，那块左宗棠撰书的石碑，在8年前被盗，至今没有追回。想到徐法绩之墓屡屡被盗的历史和神道碑的命运，心头的阴影一直聚集，久久不能散开。这样的人，这样的故事，这样的情感与人格，难道不能与墓和墓碑同在吗？
《徐法绩神道碑》成了失踪的碑，的确是一个严重损失。好在拓本还在，黑底白字，神气依然，从中可以感知左宗棠行文，是如何塑造形象、提炼人生精粹；学颜，又是如何承继筋骨、接续生命血脉。
点击“阅读原文”可在文汇出版社微店购买
2021笔会文粹《我也浮过生命海》
【笔会近期作品推荐】